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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郭永怀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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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岁末,我国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从酒泉大漠腾空而起,遨游苍穹,我国航天技术从此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第一枚导弹发射,到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从第一枚运载火箭飞向太平洋,到第一艘宇宙飞船遨游天际……在中国航天发展的里程碑上镌刻着一个杰出科学家的名字,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
       钱学森说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
       1955年秋天,钱学森历经曲折和磨难,从美国回到了祖国。从此,他把自己的一腔报国之情融入在新中国的建设之中。这年冬天,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来接待他。在校园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脚步,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起来。陈赓大将从旁边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也许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叶帅希望钱学森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爽快答应,并起草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通过。
       1956年2月的一个周末,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导弹问题。叶帅直截了当地向钱学森提出,希望他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随后,叶帅便带着钱学森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钱学森体会到党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以后,也就是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写到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项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等。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我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于是,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这一天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刚刚毕业的156名大学生走进了导弹科研队伍,钱学森拿起教鞭为他们授课,给他们讲起了导弹的基本知识。这些大学生为能亲耳聆听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十分庆幸,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里的著名专家。
在钱学森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一批研究室相继建立。研制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工作也在这里悄悄拉开了帷幕。
       聂帅在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后的庆贺酒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枚导弹的研制是仿造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进行的,代号为“东风一号”。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程。他组织科技人员翻译和消化苏联的图纸资料,派技术人员向苏联专家跟班A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反设计”。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逐步向独立设计发展。
        然而,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把钱学森等专家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聂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能,当然能。”聂帅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聂帅的一席话给钱学森等专家以极大鼓舞。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钱学森和其他专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外国专家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10月17日,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试验成功,预示着“东风一号”导弹已可以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了。
       “东风一号”发射前夕,钱学森随聂荣臻元帅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科技人员仔细检查导弹质量状况,研究解决试验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发射万无一失。11月5日清晨,浩瀚的酒泉大漠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随着一团橘红色的烈焰,“东风一号”导弹腾空而起,似一柄利剑直刺苍穹……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了。聂荣臻元帅在庆贺酒会上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钱学森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并担纲负责抓总。
       1966年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立在大厅门口两侧,威严中透出这里活动的重大和隐秘。
这里召开的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给世界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中国将在本国的国土上,用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从西部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罗布泊去。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钱学森就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
      1964年9月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负责抓总。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钱学森便与方案论证小组一起开始工作,进行方案选择。一个月后,他便向聂帅提出了一个方案。随后他又组织了改进型导弹的研制工作,从方案设计到完成飞行试验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在本国领土上以“两弹结合”的方式进行核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周恩来总理极为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并指示在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为解决这一极为关键的安全问题,钱学森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两次飞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组织了两批多发改进型导弹的安全可靠性飞行试验。在当时他的《工作手册》中,他以表格方式详细开列了“外协配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到保管期不足和无保管期,小到晶体管、电位器、开关、插头插座等。对这些问题,他都认真对待,并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一次,基地一位新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去教育身边的科技人员。
       经过钱学森等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两弹结合”两次“冷”试验相继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0日,中央专委决定实施“热”试验。中国在本国领土上以“两弹结合”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启程去酒泉发射基地前,钱学森随聂帅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试验任务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尔后,他又勉励钱学森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临近试验,发射场区天气骤变,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不到20米。钱学森跟随聂帅坚持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看到参试人员焦急的情形,他耐心地劝说大家:“不要着急,天气很快会好起来的。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万无一失。”27日清晨,发射场区仍然阴云低垂,狂风大作。发射是否进行?在认真听取气象人员的汇报后,钱学森与有关专家商议:一切按计划进行,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中止发射。上午8时以后,天气逐渐好转,风速下降到每秒20米,能见度也在迅速提高。发射进入正常程序:起竖,测试,加注……9时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一团耀眼的火光,导弹像一条巨龙,拔地而起,载着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随后,核弹头在罗布泊上空靶心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形成一团翻卷的蘑菇状烟云袅袅上升……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聂帅与钱学森紧紧拥抱在一起,眼眶涌出了热泪。
钱学森主持研制中国卫星
       毛主席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我国卫星发展事业拉开了序幕。
这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钱学森提出,先进行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发射试验,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在“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以后,他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他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
       钱学森建议人造卫星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并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651”工程中,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即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是在“东风四号”导弹的基础上,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钱学森在听取“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问题汇报时提出:卫星不放则已,一放就要成功。他还提请“长征一号”总体部和总设计师考虑:火箭二、三级滑行段姿态控制系统是否要做环境模拟试验?在失重条件下的晃动问题,力矩是多少?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火箭研制部门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这使设计人员十分震惊。钱学森亲临现场,在讨论中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它不会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大胆的结论是正确的。随着任务的进程,“长征—号”连续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4次发动机全推力下的试车。钱学森每次都亲临现场,解决试车中的技术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月,有时技术问题和派性问题搅和在一起,他总是想方设法做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大家团结起来,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卫星研制任务中。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为尽快研制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钱学森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后,首先把各机构组建起来。考虑到科学院划拨过来的人员在总体设计方面相对薄弱一些,又从火箭研制单位总体部调来少数专家和技术骨干,加强总体设计的力量。他还提出,总体部的人知识面要广,既懂工程上的问题,又要有比较广博的科技知识。学工的人知识面窄,而学理的人基础知识面较宽,这正是来自科学院人员的优势,要让他们尽快熟悉工程上的问题,从中培养出一批适合搞总体设计的人员。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颗“政治卫星”。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见。周总理也多次要求,要过细地工作,做到万无一失。这些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一套复杂系统工程设计要正确,且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件、器件、零件等都要质量好、可靠性高,这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落实解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他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钱学森对卫星发射充满了信心。
       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声响彻太空。
       1970年4月下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专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周总理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决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钱学森等专家在发射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测试检查工作。全部准备工作结束后,钱学森与基地领导郑重地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确定此次发射在4月24日21时30分左右进行。
       临近发射时,地面一部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态,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钱学森来到发生故障的机房,非常镇定地安抚大家:“不要紧张,这如同临阵打仗一样,一慌就出错,现在最需要的是头脑冷静。”钱学森的一番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迅速查明了原因,排除了故障。
       21时35分,发射“零”时终于到了。大漠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长征一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在轰隆隆的响声中徐徐上升。18秒钟后,火箭开始拐弯,朝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21时45分,从数千公里以外的观测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5分钟后,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央广播事业局打来电话:“我们已经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
此时,钱学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从面颊上流淌下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钱学森于1955年10月28日到达北京。前往北京前门车站欢迎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同钱学森亲切握手。
       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1枚近程导弹点火起飞,发射成功。
       1964年,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基地讲学。
       1964年6月,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基地现场查看“东风二号”导弹液氧补加装置。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发射成功。
       1970年4月,整装待发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男,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少年时代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郭永怀自幼天资聪慧。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四乡八里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直接转入本科学习。郭永怀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赏识。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到北京大学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在顾、饶二位导师的精心锤炼下,郭永怀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
  留学生涯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40年8月,经过一番周折,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1941年,郭永怀又赴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的知己钱学森师兄,学习之余,钱学森最乐意干的事情就是开着车,拉着这个颇有几分书呆子气的师弟兜风。
  1941年,是钱学森去接郭永怀的,1945年,又是他直接把郭永怀送到了康奈尔大学。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科学部的基础上创办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
  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此后,声名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不久,他又成为康乃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就,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1953年8月,中美继签定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
  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郭永怀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路上归途。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他毅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他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这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
  当时已任中国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致信郭永怀,盼他回国。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
  建设国家
  郭永怀携全家回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和家人,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1957年10月15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京正式成立。1964年2月,它发展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8年,郭永怀先生与钱学森先生等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化学物理系,并出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瀑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1961年7月,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防元勋
  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郭永怀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70年4月24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以身殉国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
  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随即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这一不幸的消息。此时郭永怀刚满59岁,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此前郭永怀这位以空气动力学研究驰名世界的科学家,为准备这次试验在青海整整呆了四十五天。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他烈士称号。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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